爱罗先珂（下）

爱罗先珂（一）

《鸭的喜剧》是写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。爱罗先珂名华西利，是乌克兰人，四岁时因出疹子失明，学过音乐，后来到缅甸、日本漫游，能说英语、日本语和世界语，曾用日文写过些童话小说，经鲁迅译为中文。大概在一九二一年的冬天，他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国，来到上海，第二年春天应北京大学之招，担任教世界语，于二月二十四日到北京来。七月三日出发，经过苏联至芬兰首都，赴第十四次万国世界语大会，至十一月四日才又回来。本文作于一九二二年十月，正是他预定的期日已过，大家疑心他不再来了的时候，所以有点给他作纪念的意思的。但是在文章未曾印出之先，却又独自飘然的回京了。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，他利用寒假往上海杭州去旅行，至二月二十七日回北京，但到了四月十六日他由天津绕道大连到哈尔滨，一直回苏联，这以后就不再看见他了。

我们看这些年月，可以知道他是喜动不喜静的人，虽然是瞎了眼，又是言语不自由，可是总喜欢赶热闹，鲁迅曾称他是“好事之徒”，这名称是颇适合的。他大抵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人，但后来终于决心回苏联去，他的意见大概也已改变了。他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在北大第二平民夜校游艺会，唱哥萨克起义的英雄拉纯的歌，五月一日在孔德学校唱《国际歌》，照例弹著他的六弦琴，一面忙著宣传世界语，本文所说养蝌蚪与小鸭的事情，正也是在这时候了。

（1952年3月作，署名周遐寿，收入《鲁迅小说里的人物》。）

爱罗先珂（二）

读鲁迅的文章，会碰见爱罗先珂的名字，还有一篇小说《鸭的喜剧》是说他的事的，所以来说明几句，或者是有用的事。

爱罗先珂是苏联的鸟克兰人，本名耶罗先珂，因为先到日本，那里“野郎”读作耶罗，故而改用“爱”字，及来中国也就沿用了。他最初去到印度、缅甸，学了英文，后来到了日本学会日本语，来北京后曾经学过个把月的中国语，但是随即中止了，叹息道：“难得很！”中国话发音实在难，他那时盖没有久住中国的决心，所以鼓不起勇气来学这样难的语言。

他六岁的时候，因为出麻疹，祖母怕他有危险，抱他到阴冷的教堂里去祷告，以致发高热，人倒没有死，可是两只眼晴却从此瞎了。这个成了他终生的恨事。所以他痛恨宗教的迷信，并且渴慕光明，在他做的戏剧《桃色的云》（鲁迅曾有译本）里，那盲目的土拨鼠（也称地老鼠），即是著者的自身。他于英日文之外，尤擅长世界语，当他从日本被驱逐出来之后，来到上海，北京大学校长蔡孑民便请他来校，教授世界语，寄居在我们家里有一年多。鲁迅尤和他熟习，往往长谈至夜半，尝戏评之曰“爱罗君这捣乱派”。因为他热爱自由解放，喜赶热闹，无论有何集会，都愿意参加，并且爱听青年们热心的辩论，虽然他是听不懂。但在那时北京却听不到，因此他感觉非常寂寞。有一次北京大学开纪念会，学生演剧，他赶去旁听，觉得学生态度有欠诚实处，问鲁迅是什么缘故，鲁迅平常反对京剧，便说这是模仿旧戏的关系。他便写了一篇很尖锐的批评，提出意见，学生们不能接受，由魏建功出面写了《不敢盲从》一篇回答，于“盲”字特别加上引号，表示侮辱的意思。鲁迅因此大怒，加以回击，这篇文章后来收在“全集补遗”里面。后来爱罗先珂因为得到同乡的帮助，与苏联取得联络，便回国去了。

爱罗先珂在中国居住不到两年，留下的影响不多，但也有一点儿。第一，是在鲁迅著作上，上面已经说过，第二，是在世界语运动上边，这也是值得一提的。他在北京大学是专教世界语，并用世界语讲俄国文学。后来又在法政大学设了世界语班，由冯省三、陈声树几个学生主动，开办世界语学会，并设学校，鲁迅也到这里去讲过学。冯省三是北大法文系学生，跟他学世界语最有进步，已经可以讲话和作文了，可是因为“讲义风潮”受了嫌疑，却被学校除了名。他是很细致而热情的人，写的世界语像刻板一样的清楚，只是脾气有点粗豪的地方。

（1958年4月1日刊《羊城晚报》，署名启明，收入《木片集》。）

爱罗先珂（三）

民国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里北京大学开了一门特殊的功课，请了一个特殊的讲师来教，可是开了不到一年，这位讲师却是忽然而来，又是忽然而去，像彗星似的一现不复见了。这便是所谓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，而他所担任的这门功课，乃是世界语。原来北大早就有世界语了，教师是孙国璋，不过向来没人注意，只是随意科的第三外国语罢了。爱罗先珂一来，这情形就大不相同，因为第一是俄国人，又是盲而且是诗人，他所作的童话与戏曲《桃色的云》，又经鲁迅翻译了，在报上发表，已经有许多人知道，恰巧那时因为他是俄国人的缘故，日本政府怀疑他是苏联的间谍，同时却又疑心他是无政府主义大杉荣的一派，便把他驱逐出国了。爱罗先珂从大连来到上海，大概是在一九二二年的春初，有人介绍给蔡校长，请设法安顿他，于是便请他来北大来教世界语。但是他一个外国人又是瞎了眼睛，单身来到北京，将怎么办呢？蔡孑民于是想起了托我们的家里照顾，因为他除了懂得英文和世界语之外，还在东京学得一口流利的日本语，这在我们家里是可以通用的，我与鲁迅虽然不是常住在家，但内人和他的妹子却总是在的，因为那时妻妹正是我的弟妇。是年二月的日记里说：

廿四日雪，上午晴，北大告假。郑振铎耿济之二君引爱罗先珂君来，暂住东屋。

这所谓东屋，是指后院九间一排的东头这三间，向来空著，自从借给爱罗君住后，便时常有人来居住，特别是在恐怖时代，如大元帅时的守常的世兄，清党时的刘女士等人。第二天我带了他去见北大校长，到了三月四日收到学校的聘书，月薪二百元，这足够他生活的需要了。以后各处的讲演，照例是用世界语，于是轮到我去跟著做翻译兼向导，侥幸是西山那几个月的学习，所以还勉强办得来。但是想像丰富，感情热烈，不愧为诗人兼革命家两重性格，讲演大抵安排得很好，翻译却也就不容易，总须预先录稿译文，方才可以，预备时间比口说要多过几倍，其中最费气力的是介绍俄国文学的演说，和一篇《春天与其力量》，那简直是散文诗的样子。最初到北大讲演的时候，好奇的观众很多，讲堂有庙会里的那样拥挤，只有从前胡适博士和鲁迅，随后还有冰心女士登台那个时候，才有那个样子，可是西洋镜看过也就算了，到得正式上课那便没有什么翻译，大约由讲师由英语说明，就没有我的分，所以情形也不大明白。世界语这东西是一种理想的产物，事实上是不十分适用的，人们大抵有种浪漫的思想，梦想世界大同，或者不如说消极的反对民族的隔离，所以有那样的要求，但是所能做到的也只是一部分的联合，即如“希望者”的世界语实在也只是欧印语的综合，取英语的文法之简易，而去其发音之庞杂，又多用拉丁语根，在欧人学起来固属便利，若在不曾学过欧语的人还是一种陌生的外国语，其难学原是一样的。不过写了“且夫”二字，大有做起讲之意，意思自可佩服，且在交通商业上利用起来，也有不少的好处。但在当时提倡世界语的人们大抵都抱有很大的期望，这也是时势使然，北京有一群学生受了爱罗先珂的热心鼓吹的影响，成立世界语学会，在西城兵马司胡同租了会所，又在法政大学等处开设世界语班，结果是如昙花一现，等爱罗先珂离京以后，也都关了门了。他又性喜热闹，爱发议论，不过这在中国是不很适宜的，是年十二月北大庆祝多少年纪念，学生发起演戏，他去旁听了，觉得不很满意，回来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他们，说学生似乎模仿旧戏，有欠诚恳的地方，由鲁迅译出登在报上。不意这率直的忠告刺痛了他们，学生群起抗议，魏建功那时还未毕业，做了一篇《不能盲从》的文章最是极讽刺之能事，而且题目于“盲”字上特加引号，尤为恶劣。鲁迅见报乃奋起反击，骂得他咕的一声也不响，那篇文章集子里没有收，只在全集拾遗可以见到。事情是这样下去了，但是第二年正月里，他往上海旅行的时候，不知什么报上说他因为剧评事件，被北大学生撵走了。到了四月他提前回国去了，什么原因别人没有知道，总之是他觉得中国与他无缘吧，那么在某种意义上，说是被撵走了，也未始不可。幸而他眼睛看不见，也不认得汉字，若是知道的话，他该明白中国青年的举动，比较他在离开日本时便衣侦探要挖开他的眼睛看他是不是真瞎，其侮辱不相上下，更将怎样的愤慨呢。

（1961年12月7日作，署名周作人，收入《知堂回想录》，为《爱罗先珂上》。）

爱罗先珂（四）

爱罗先珂（Eroshenko）这是他在日本时所使用的姓氏的音译，比较准确的写“厄罗申科”，因为找好看字眼所以用了那四个字，其实他本姓是“牙罗申科”，因译音与日本语的“野郎”相近，野郎本义只是汉子，后来转为侮辱的意义，并为男娼的名称，所以避忌了。他的名字是华西利，不过普通只用他的姓，沿用日本的称呼叫他做“爱罗君”（Ero-sang），——日本字母里没有“桑”字音，只有“三”字，但在称呼人的“样”字的发音上，却往往变作“桑”了。他是小俄罗斯人，便是现在的乌克兰，那里的人姓的末尾多用科字，有如俄国的斯奇，如有名的小说家科罗连珂，还有新近给他做逝世一百年纪念的谢甫琴科，都是小俄罗斯的人。——关于谢甫琴科，民国元年（一九一二）写《艺文杂话》十三则，登在绍兴的《民兴日报》上，其第二篇是讲他的，曾以文言译述其诗一首，今附录于下：

是有大道三岐，乌克兰兄弟三人分手而去。家有老母，伯别其妻，仲别其妹，季别其欢。母至田间植三树桂，妻植白杨，妹至谷中植三树枫，欢植忍冬。桂树不繁，白杨凋落，枫树亦枯，忍冬憔悴，而兄弟不归。老母啼泣，妻子号于空房，妹亦涕泣出门寻兄，女郎已卧黄土陇中，而兄弟远游，不复归来，三径萧条，荆榛长矣。

爱罗先珂于一九二二年二月廿四日到京，寄住我们的家里，至七月三日出京赴芬兰第十四回的万国世界语学会的年会，我同内弟重久和用人齐坤送他到东车站，其时离开车还有五十分钟，却已经得不到一个坐位了，幸而前面有一辆教育改进社赴济南的包车，其中有一位尹炎武君，我们有点认识，便去和他商量，承他答应，于是爱罗君有了安坐的地方，得以安抵天津，这是很可感谢的。到了十一月四日，这才独自回来了。十二月十七日北大纪念演戏，就发生了那剧评风潮。第二年一月廿九日利用寒假，又出发往上海去找胡愈之君，至二月廿七日回北京来，但是四月十六日重又出京回国，从此就再没有回到中国来了。爱罗先珂在中国的时期可以说是极短，在北京安住的时间一总不到半年，用句老话真是席不暇暖，在他的记忆上留下什么印象，还有他给青年们有多少影响，这都很是难说，但他总之是不曾白来了这一趟的。在鲁迅的小说《鸭的喜剧》里边，便明朗的留下他的影象，这是一九二二年发表于十二月号的《妇女杂志》的，可能写这篇小说的时期还要早一点吧。爱罗先珂嫌北京的寂寞，便是夏天夜里也没有什么昆虫吟叫，连虾蟆叫都听不到，便买了些科斗子来，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里。那池的长有三尺，宽有二尺，是掘了来种荷花的，从这荷池里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养出半朵荷花来，然而养虾蟆却实在是一个极合式的处所。他又怂恿人买小鸡小鸭，都拿来养在院子里。

他于是教书去了，大家也走散。不一会，仲密夫人拿冷饭来喂它们时，在远处已听得泼水的声音，跑到一看，原来那四个小鸭都在荷池里洗澡了，而且还翻筋斗，吃东西呢。等到拦它们上了岸，全池已经是浑水，过了半天澄清了，只见泥里露出几条细藕来，而且再也寻不出一个已经生了脚的科斗了。

“伊和希珂先，没有了，虾蟆的儿子。”傍夜的时候，孩子们一见他回来，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说。

“唔，虾蟆？”

仲密夫人也出来了，报告了小鸭吃完科斗的故事。

“唉，唉！”⋯⋯他说。

这一段是小说，但是所写的却是实事，这里边所有的诗便只是池里的细藕罢了。我也曾经做过三篇文章，总名《怀爱罗先珂君》，第一篇是七月十四日所写，在他出发往芬兰去之后，第二篇是十一月一日，大约与《鸭的喜剧》差不多同时之作，第三篇则在他回国去的第二天所写，已是一九二三年的四月了。我在第二篇文章里有一节云：

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，但是他的乡愁却又是特别的深。他平常总穿著俄国式的上衣，尤其是喜欢他的故乡乌克兰的刺绣的小衫，——可惜这件衣服在敦贺的船上给人家偷了去了。他的衣箱里，除了一条在一日三浴的时候所穿的缅甸筒形白布袴以外，可以说是没有外国的衣服。即此一件小事，也就可以想见他是一个真实的“母亲俄罗斯”的儿子。他对于日本正是一种情人的心情，但是失恋之后，只有母亲是最亲爱的人了。来到北京，不意中得到归国的机会，便急忙奔去，原是当然的事情。前几天接到英国达特来夫人寄来的三包书籍，拆开看时乃是七本神智学的杂志名《送光明者》，却是用点字印出的，原来是爱罗君在京时所定，但等得寄到的时候，他却已走的无影无踪了。

爱罗君寄住在我们家里，两方面都很随便，觉得没有什么窒碍的地方。我们既不把他做宾客看待，他也很自然与我们相处，过了几时不知怎的学会侄儿们的称呼，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辈份了。我的兄弟的四岁的男孩是一个很顽皮的孩子，他时常和爱罗君玩耍。爱罗君叫他的诨名道，“土步公呀！”他也回叫道：“爱罗金哥君呀！”但爱罗君极不喜欢这个名字，每每叹气道：“唉，唉，真窘极了！”四个月来不曾这样叫，“土步公”已经忘记爱罗金哥君这一句话，而且连曾经见过一个“没有眼睛的人”的事情也几乎记不起来了。

以上所记虽是微细小事，却很足以见他生平之一斑，所以抄录于此，这里只须说明一句，那小说里的最小的小孩也即是这个土步公，他的本名是一个“沛”字，但是从小就叫诨名，一直叫到现在。我的儿子本名叫“丰”，上学的时候加上了一个数目字，名叫“丰一”，到得土步公该上学了，我想反正将来长大了的时候自己要改换名字的，为的省事起见，现在就叫作“丰二”吧，在他底下还有一个“丰三”，不幸在二十岁时死去了。——可是奇怪的是，他们却并不改换名字，至今那么的用著。至于爱罗君为什么不喜欢爱罗金哥这个名字的呢，因为在日本语里男根这字有种种说法，小儿语则云钦科，与金哥音相近似。

（1961年12月7日作，署名周作人，收入《知堂回想录》，为《爱罗先珂下》。）